接著,他動刀的是官員系統。
柴榮看清一個現實:五代皇帝頻繁更替,舊官不死,新政難行。很多官員根本不幹實事,只知道換主子,保位子。他們是朝堂上的蛀蟲,坐著高位,幹著無用的事。
柴榮的辦法很簡單:砍。
他不是盲砍,而是先查帳、查政績、查公文記錄。凡是虛報功績、隱瞞災情、官倉虧空的,一律免職甚至問罪。他重新設立監察制度,簡政放權,保留能幹事的,淘汰混飯吃的。
這種方式很「傷人」,得罪人多。但柴榮不在乎。他明白,一個國家不怕官少,就怕官爛。
再往下,是土地改革。
這事兒更敏感。歷朝歷代動土地,必然引貴族反彈。柴榮敢碰,是因為他知道,土地是百姓的命。那時地主兼并嚴重,流民成災,賦稅難收。
他推行均田制,重新丈量田畝。大戶多占的土地被限額,地方官配合,動用軍隊維穩。雖然執行過程有摩擦,但結果是實的:百姓重新拿到地,賦稅按畝征,農業開始回暖。
而在柴榮的改革系統中,還有一條特別紮實:減賦。
他明確規定——災年免徵,歉年減半,豐年也不能加倍。此舉極其罕見。在那個習慣「朝中缺銀就加稅」的時代,這位皇帝反其道行之。
他的政令不花哨,沒什麼文采,卻全是實用主義路線。沒有什麼「以德服人」「王道仁政」的口號,只有鐵腕執行、精準施策。
改革不是曇花一現,而是系統工程。柴榮把朝廷當成一台磨損嚴重的機器,一個零件一個零件地換,一張圖紙一張圖紙地重畫。
而這套新系統,開始真正運轉的時候,大部分百姓還不知道他在做什麼。但當年終減稅,次年不征賦,第三年戰亂不波,人們開始從心底感激這個皇帝。
北伐未竟,大業遺憾收場
公元959年,柴榮病了。
他是一個不肯輕言病痛的皇帝。在朝堂上,他照常批閱奏章,在營帳中,他依舊與將領籌劃作戰計劃。可身體這件事,不講情面。他咳嗽不斷,體力迅速衰退,走路開始踉蹌,面色也漸漸灰暗。
可這年,他偏偏做了一個最艱難也是最重要的決定:北伐契丹。
為什麼選這時候出征?因為他明白,這一戰若勝,幽雲十六州有望收復,中原真正安全,統一大業便可邁入下一個階段。
他不等了,時間不給他等。
兵發北方之時,柴榮狀態已明顯不佳。行軍路上,他不再頻繁巡營,而是靠轎子移動。他下令前線節奏加快,不是為爭功,而是怕自己熬不過那一刻。